中移动8000万救飞信？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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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到仅次于QQ的第二大即时通讯软件，飞信在短短几年间创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某著名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更是声称，飞信将在未来5年超越目前最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腾讯QQ成为中国最大的即时通讯工具。
—— 这是2009年的一则新闻
近年，随着微信等众多社交工具崛起，飞信已被人们淡忘。
不过，日前中国移动发布的两则关于飞信的招标公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是招标金额达4764.6万元的“2017-2108年和飞信业务运营支撑服务项目“，二是招标金额达3626万元的“2017-2018年和飞信客户端技术实施与支撑项目”，总计招标金额达8391.1万元。
尽管这个数字和当年红火时的飞信运营成本相差甚远，但对比一年之前，“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2016-2017年和飞信运营支撑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公告”显示，当年的年运营费招标价格不过1385万元/年。
飞信未死，只是渐渐凋零。

飞信是一个奇迹，但依然逃不过半死不活的宿命

和飞信的前身就是飞信。从2006年北京移动提出飞信的概念算起，飞信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了11个年头。在那个年代，它绝对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产品。
在2G功能机时代，只有飞信打通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之间的实时、无缝连接。当时的手机QQ需要上网登陆才能聊天，但飞信不需要用手机上网也可实现实时在线。加之中国移动庞大的2G用户群体，飞信迅速成长为仅次于QQ的第二大即时通讯工具。
但是，在2G时代，飞信其实是中国移动矛盾心态的产物。
根据统计，当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为2953.6亿元，其中短信业务为322.01亿元，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飞信，意味着可能直接威胁到用户的短信习惯，中国移动将因此自我了断十分之一还多的营业收入。
尽管有着诸多的不确定，由北京移动提出概念，神州泰岳研发，移动全资子公司卓望运营的飞信，还是在2007年诞生了。带着免费短信的旗号自我革命，飞信在传统运营商手里的诞生，简直是一个奇迹。这比2011年诞生的微信，整整提前了四年。
不过，飞信这个前瞻性的产品并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严格的讲，飞信是2G时代的产物，在3/4G智能手机时代，各种即时通讯OTT应用均可实时在线和免费短信，飞信的优势不再。
腾讯抢先自我革命，推出了QQ的替代或迁移产品——微信。微信也可随时在线、免费通信，加之其迅速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比如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来不断增强用户黏性，今天已成为国人首选的在线社交工具。

但是，手握大笔资金和手机号码资源，中国移动却硬生生的错失了发展的黄金期，飞信在后起之秀微信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已经逐渐沦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手机支付：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不仅在飞信业务上，甚至在当前最火的手机支付上，运营商们也都硬生生的错失了发展良机。
在2009年前后，中国移动就率先开展了采用NFC技术的手机支付业务试点，这比后来的支付宝推出的二维码支付业务整整早了两年。又更是在2010年入股浦发银行，提前为手机支付业务大手笔布局；而同时期，银联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及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发起设立手机支付产业联盟。
但由于银联与中国移动之间就手机支付采用的NFC技术标准一直存有分歧，直到2012年6月，中国移动与银联签订了手机支付业务合作协议，分歧才结束。
然而，就在银联和移动还在为标准的统一争论不休时，2011年的10月，支付宝推出一种针对手机扫二维码的支付方案，开创了国内支付二维码应用的先河。
谁也没想到，就是二维码这个简单的手机支付方式，彻底改变了国内手机支付的整体局面。二维码支付在阿里和腾讯这两家互联网巨头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占领了国内大部分的手机支付市场。

让我们不禁感叹，在这场手机支付的市场争夺中，中国的运营商，又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打败我们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

运营商错过的路上，互联网借鸡生蛋，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对比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13年，腾讯的年收入为604亿元，还不到中国移动年收入6302亿元的十分之一；净利润只有155亿元，只相当于中国移动1217亿元的八分之一；用户数为3.55亿，只大约相当于中国移动7.67亿用户的一半。
而短短四年后的2016年，腾讯的年收入就达1519亿元，已经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五分之一；净利润达4149亿元，已接近中国移动的一半；用户数已达8.89亿，已经反超过中国移动4000万户；同时，腾讯在年收入、净利润、用户数均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
而在今年，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会同相关企业，更是注资780亿元参与联通混改。

如今，运营商传统收入天花板效应越来越明显，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当传统运营商们还在喋喋不休的讨论如何向互联网企业转型，如何去管道化的时候，互联网公司已抄了运营商们的后路，且规模越来越大，仿佛遥遥领先的登顶者嘲笑着还在山脚下讨论先迈左脚还是右脚的门外汉。
平心而论，无论人才储备，还是资金实力，三大运营商绝不逊于新兴互联网公司，可为什么我们一次次的错过了良机呢？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体制。三大运营商的央企身份，和互联网公司的体制完全不同。
虽然运营商们一直在谈向互联网转型，可是真到实际工作时，却完全不能按互联网模式来。
比如，运营商做产品，能否像微信一样一开始就全面免费，像滴滴一样烧钱大战来发展新用户呢？对不起，运营商有KPI考核不允许；是否可以自己搭建一个产品开发团队？对不起，有人员编制不能随意增加。
所以，运营商们的互联网业务不得不选择外包，而招标来的外包商，按照通信行业的传统，一定要是2折、1.5折的超低折扣，外包商的利润难以保证，开发出来的产品的质量可想而知。
而如果对外包商不满意怎么办，可以换一家满意的外包商么？请先打申请，如果金额过大，还要上总经理办公会；即使通过了，还要再走一次采购流程。这个流程根据项目预算，短则三、四个月，长则一年半载。而市场机会稍纵即逝，等新的项目批下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此外，运营商的体制是为了完成制定的计划而设立的，掌握不同决策权的各级管理者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才能满足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核。至于创新和长远布局，是冒险的，不值得费心的。
可以说，打败运营商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互联网，也许，飞信不是第一次，手机支付也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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